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发布单位: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发布时间:2017-09-06 浏览121 次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十三五”经济增长动力研究》系列报告之十三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自19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230多个经济体中只有70个左右的经济体进入了高收入发展阶段,绝大部分至今还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本文研究了西欧、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以及拉美国家、东亚国家、中东和俄罗斯等国家未能逃离“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和启示。参照这些经验和教训,我国应抓住经济发展转型的历史机遇,通过实现“包容性增长”,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跨越“福利陷阱”。在政策选择上,一是将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到合理区间,由高速、粗放型增长向均衡增长、可持续发展转变。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三是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支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经济实现高端化、低碳化发展。四是加快推进体制改革,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创造制度条件。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发展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怎样才能跨越陷阱,顺利进入现代高收入阶段,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与特征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中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其基本涵义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前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以往的经济发展政策与战略处于失效状态,难以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原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转变,导致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不足以至发展停滞的一种状态,其人均收入水平始终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自19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230多个经济体中只有70个左右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绝大部分至今还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少数仍未走出低收入行列。美国、欧洲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冲突的现象,拉美国家是最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东亚先进经济体则是成功跨越的范例。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特征及原因分析

  1、经济增长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使在短期内实现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

  2、贫富分化加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普遍存在收入差距过大。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地区一般都处于收入分配高度敏感的时期,分配状况是否公平,既影响经济发展,也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在经济发展效果上表现为大分化。

  3、公共服务短缺。由于政府财力不够、利益集团掣肘、管理能力不足等诸多原因,很多社会政策实施效果不佳,公共服务短缺现象普遍,一般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受益更少。

  4、创新能力不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原有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因为创新能力不足失去增长动力。

  5、社会矛盾爆发。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资源环境状况、改革进程、社会稳定程度以及国际市场影响等因素,容易造成社会分化、矛盾爆发。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诸多理论探讨:一是恶性循环论。由于对高资本积累率和高储蓄率、低劳动力成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进口替代型技术引进路线“路径依赖”的惯性和惰性,原有的“成功模式”逐渐“失灵”,开始遭遇“成长的烦恼”甚至“阵痛”,不仅无力继续推进经济发展,而且形成“恶性循环”。二是福利超前论。超前的社会福利体系增加了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超出经济所能承受的水平,降低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导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从而陷入“经济增长陷阱”。三是社会代价论。由于长期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形成畸形发展,带来社会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不安等一系列沉重的社会代价。四是转型失败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民主政治转型以及社会转型的失败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五是社会固化论。社会流动性不足引发社会利益结构逐步固化,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导致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和停滞。

  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启示

  (一)西欧国家:制度转型激发经济增长内生活力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西欧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跨度大约是一战之前到二战结束(1913-1950年),期间,不仅爆发了两次规模最大的世界大战,而且发生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20世纪50年代,在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他们依托制度转型,建立了新的增长机制,激发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开始了新一轮经济起飞,进入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期,并逐步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

  1、建立福利国家,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二战后,他们一方面推行凯恩斯经济政策,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刺激经济增长,运用国家力量调节市场机制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健全社会保护机制,加强社会再分配,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扩大内需,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作用,为经济的恢复和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2、充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发展机遇,加强教育和人才培养。西欧国家战后与战前的不同之处就是教育权利的平民化,具有较高教育素质的劳动力充分发挥创新能力,以科技之力助推了经济繁荣。

  3、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实行积极的开放政策。英法从过去帝国贸易和与殖民地不等价交换的零和贸易,过渡到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强化国际分工实现互利的双赢合作,有效利用国际资源拓展了国际市场,加快了本国经济发展。

  4、欧洲一体化发挥重要作用。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促进西欧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通过欧洲多级治理机制控制了利益集团的分利能力,并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实现了财富共享; 另一方面通过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建设,解决了单个国家市场和资源的不足,深化了区域内部分工,使技术进步有更好的依托,加快了经济发展。

  (二)美国:制度和创新推动经济成功实现多次转型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并非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中等收入陷阱”,美国经济发展历史上就没有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基本保持着自然上升的态势,中间虽有停滞或下滑,但并非发生在人均收入的某一特定阶段。究其原因,稳定制度和创新能力推动美国经济多次成功转型,有效避免了 “中等收入陷阱”,不断向更高阶段迈进。

图1:美国人均GDP及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

  第一次转型:20世纪30年代。1929年美国金融体系崩溃,带来了大危机和大萧条。1929-1933年美国经济下降26.7%,失业率从3%升至25%。在此背景下,1933年推行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模式的罗斯福新政,通过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方式大大缓解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新政之后,美国工业生产指数逐年回升,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能力得到全面提高,1934-1939年,美国经济增长50%,经济处于衰退和萧条周期的时间也比过去大大缩短,到1939年,人均GDP接近700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新政基本结束,但罗斯福新政时期产生的一些制度或机构如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等至今仍产生着影响。

  第二次转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二战结束后,美国出现经济衰退,1945-1949年美国经济下降10%。第三次技术革命带来美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70年代以后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推动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经济持续增长的时间延长,出现了战后最长的一个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大大降低。1950-1973年,美国经济增长1.7倍,年均增长4%。

  第三次转型: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70年代中后期,美国遭遇了“两次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等外部环境变化,国内传统产业出现饱和,,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规模,经济一度出现滞胀。80年代,里根借鉴“供给学派”的主要思想,推出“经济复兴”计划,通过支持市场自由竞争、降低税收和公共开支、降低政府对企业经营的控制等方式,缓解了滞胀,为其后电脑、网络等信息产业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进入90年代,美国迎来了长时间、稳定、高速的“黄金增长”阶段,1992-2007年经济增长65.1%,年均增长3.2%,到2007年美国人均GDP超过4.5万美元。

  第四次转型:2007年至今。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同时暴露出美国经济缺乏新增长动力、过度依赖虚拟经济以及过度消费的缺陷。金融危机后,美国第三次工业革命显露迹象,经济发展再现长期优势和增长动力。在“再工业化”战略推动下,以技术创新为依托的新兴高端制造业使其在产业链高端环节的优势更加明显,而新能源革命成为影响全球经济领域的新因素。经济复苏一直保持在良性轨道。在新技术的支撑下,服务业竞争进一步占据价值链高端的核心,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地球等大数据服务成为其重要的生产要素。2010-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9.1%,年均增长2.2%,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

  (三)东亚国家:从低成本优势战略向技术创新战略转型

  从东亚发达经济体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五个国家和地区跻身高收入水平,这些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共同特征为成功实现从低成本模仿战略到技术创新战略的转型,其中日本和韩国是“东亚奇迹”的领跑者。

  1.日韩两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发展轨迹

  二战以来,日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从经济增长发展阶段看:1947-1955年,战后迅速恢复阶段,年均经济增长9%,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1957-1973年,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年均增长9.3%;1974-1981年,稳定增长阶段,经济年均增长3.6%。从人均GDP发展水平看:1956-1965年,低等收入阶段;1966-1973年,中等偏下收入阶段;1973-1980年,中等偏上收入阶段。1981年,日本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图2:日本人均GDP及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

  7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顺利转型,从1971-2000年,经济总量增长8倍,年均增长7.3%,人均GDP从302美元提高到11300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一次跨越在70年代末,从贫困阶段进入中下收入阶段;第二次跨越在80年代末,从中下收入阶段进入中上收入阶段;第三次跨越在90年代末,从中上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

图3: 韩国人均GDP及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

  2.日韩两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经验

  (1)转变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方式。日韩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明显转变,成功摆脱低成本优势战略,转换到创新优势战略,通过技术吸收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使高科技制造业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为迈向高收入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

  (2)科技创新能力和机制建设。通过“技术引进→模仿创新→自主创新”的技术发展路径,日本和韩国实现了高起点的赶超,从“模仿时代”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阶段”。主要的政策措施有: 一是确立科技立国战略,自主创新能力构建以民间企业为主、政府与大学实验室为辅的科研体制;二是制定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战略,为技术创新提供制度支撑;三是大幅增加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投入,为技术创新提供财政与人才支撑。

  (3)调整经济结构与产业升级。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日本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文化立国”的转变,不断推动经济结构高度化,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物质与文化基础。韩国从20 世纪60 年代中期至80 年代初期实施的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奠定了韩国经济腾飞和工业现代化的基础。

  (4)发展动力转换和收入分配均等化。在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消费结构升级加速,消费率通常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然后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日本、韩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分别呈现平缓的“马鞍型”和“倒马鞍型”曲线态势。从基尼系数变化看,日本的基尼系数从1966到1990年基本保持在0.35左右的水平,此间国民收入增加了约19倍,韩国的基尼系数从1976年的0.35下降为1995年的0.32,此间人均GDP增长了10倍,表现出较高的收入均等化水平。

  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与启示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经济体是以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尤其以巴西最为典型;东亚、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和地区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尤以马来西亚最为典型;中东和俄罗斯等资源立国型国家,也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拉美国家的主要教训

  1、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长期奉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未能及时调整。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之初,拉美国家曾实现了一段时间的快速经济赶超,特别是二战后还创造了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拉美奇迹”。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这些国家的工业化陷入困境,经济增速明显下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究其原因: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空间比较狭小,受保护的产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无法创造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而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又使国内产业缺乏创新动力。进口替代部门大量进口资本品和机器设备,所需外汇靠初级产品出口难以满足,不得不大量对外举债,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企业效益偏低,政府财政收入必然匮乏,入不敷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也明显下降。随着债务规模持续上升,长期性债务越来越难以筹措,不得不大量借入短期债务,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加剧。

  2、过度城市化,超前的城市化进程超过工业化的承载能力。拉美国家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使本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越了发达国家,在人均GDP处于3000-5000美元时,就实现了78%的城市化率。拉美城市化的超前进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工业化难以为急剧增加的市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只能生活在贫民窟里,政府为了选票必须不断向市民提供福利承诺和福利支出,庞大的政府福利开支制约了经济发展。同时,超前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经济发展和人口地理分布的失衡,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地区更加贫困落后。

  3、收入分配不公平,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二战后,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在对待分配问题上的主流理念是“先增长后分配”。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巴西在90年代末仍高达0.64。目前,拉美仍被视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两极分化使社会结构极不稳定。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图4:拉美国家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基尼系数变动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

  4、宏观政策出现偏差,过度推崇新自由主义政策。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拉美债务国家提出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贝克计划,要求拉美各债务国推进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改革税收体系和劳动力市场。新自由主义改变了拉美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但随之也带来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失业增加等突出问题难以消除,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因过度推崇这一政策造成的。

  5、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市场配置资源严重扭曲。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二)东亚国家的主要教训

  与拉美国家相比,亚洲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时间较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主要原因是:出口导向战略的缺陷日益显露,如对国外市场过度依赖,而忽略了国内市场的开发;盲目追求利用外资的数量,而忽略了监管;外贸依存度高,产业结构和内外部经济结构失衡;货币政策的失误,实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未能及时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以及对实体经济的过度轻视。

  (三)中东和俄罗斯国家的主要教训

  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由危机期间靠大量出口石油,使人均收入迅速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以资源立国的经济体由于出口单一,虽然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使得这些国家摆脱了低收人国家的状态,或者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实际收入,但由于这些经济体产业结构单一,过于依赖自然资源,其他配套设施和行业发展缓慢,难以形成有效控制外部冲击的体制屏障,极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

  四、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跨越。

图5:我国人均GDP及GDP增长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第一个历史跨越:1978-2001年,实现从低收入阶段到中下等收入阶段的跨越

  1978年,我国人均GDP仅为270美元,到2001年超过1000美元,历经24年的时间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下等收入国家。1978-2000年为我国经济成长的市场驱动阶段,这个阶段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7%。特别是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增速进一步加快,1992-200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6%,推动我国顺利跨越低收入阶段。

  第二个历史跨越:2001-2010年,实现从中下等收入阶段到中上等收入阶段的跨越

  在这个阶段,我国仅用9年的时间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实现了从中低发展阶段到中上发展阶段的跨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初级阶段。2001-2009年年均GDP增长率为10.5%,在这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带有劳动驱动、资源驱动、资本驱动甚至土地驱动的“有形要素驱动”的历史特征,总体上表现为粗放式增长,资源类、土地以及房产等资产类价格出现快速攀升。此外,加入WTO这个历史性机遇,为我国带来全球市场的巨大发展空间,但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国际收支出现失衡,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2005年开始新一轮汇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入升值通道。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90年代韩国类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持续升值,也成为促进人均GDP水平快速提升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历史跨越:2010年以来,我国面临从中上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2010年以来,我国开始了中上等收入发展阶段,201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920美元。当前我国正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处于“三期”叠加时期。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处于换挡期,人口红利逐步下降、原有改革边际效应下降,资源成本上升等因素,导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由高速回落到中高速。二是经济结构调整处于阵痛期,传统的以消耗资源、能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正在转向追求集约经济增长。三是宏观经济处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和措施还处于消化期。“三期叠加”效应减缓了我国经济增长,2010-2013年我国年均GDP增长率回落到8.8%,我国经济发展今后最大的挑战将是如何实现转型与升级。

  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走过了低成本扩张的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愈加明显,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如人口红利正在不断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动力不断衰减,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较小;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供应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矛盾加剧。

  五、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思考与路径选择

  (一)我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思考

  1.抓住经济发展转型的历史机遇,避免“转型陷阱”。在当前的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发展面临新的矛盾和问题,传统经济增长动力正在衰减,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就需要我们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准确把握发展趋势,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中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的发展历程就是一次次错失转型时机,导致经济发展长期停留于中等收入阶段。

  2.实现“包容性增长”,防止“拉美陷阱”。从世界各国基尼系数中可看出,凡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基尼系数一般都较高,凡是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基尼系数都较低,且一般不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而曾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尼系数普遍较高,如拉美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地区。这些现象说明,收入公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我国目前基尼系数虽低于拉美的中等收入国家,但却高于很多亚洲发展中国家,且没有明显下降迹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不容忽视。因此,尽快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缩小两极分化,将是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举措。

  3.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跨越“福利陷阱”。我国经济处于上升期,社保制度也同样处于建设高涨期,但目前我国的问题是社保制度没有跟上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没有充分发挥保障居民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应有作用。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加快推进的城镇化、大规模的非农化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必将使社保制度的现状显得更为滞后,尤其是经济增长的预期使人们对社保制度的要求更高,社保制度面临的压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吸取欧洲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努力实现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既不滞后,也不超前,防止出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

  (二)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

  1.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到合理区间,由高速、粗放型增长向均衡增长、可持续发展转变。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增长,过度依赖工业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格局,下决心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培养结构性增长动力。一是支持需求结构调整,实现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换。二是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发展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三是支持资源要素结构配置和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开发新技术,降低物耗、能耗和环境成本等,最终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化。四是支持推进城镇化,实现社会结构向市民社会转型。

  2.扩大中产阶层群体,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消费市场,建立“消费型社会”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第一,大力培养和扩大中等收人群体,即中产阶层。从日韩的经验看,它们在跨人高收人国家门槛之前,中产阶级群体已占人口的70%以上。而当前我国中产阶层占人口比重明显偏低,必须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应充分利用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给国民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使得中等收人者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社会消费的主要力量和稳定社会的中坚群体。第二,加快推进城镇化。目前我国城市化率略超过50%,属于典型的城市化滞后型经济。要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消化过多的工业产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重点是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加强和完善这些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其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对农民的吸引力。

  3、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支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经济实现高端化、低碳化发展。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服务业快速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为适应建立消费型社会创造供给条件。要放宽垄断性服务行业的准入限制,尽快形成多元化的市场发展主体。二是改变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降低低端领域和环节的产出,增加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化和高技术含量产品的产出量。三是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业化向高附加值化、高加工度化进而向知识技术密集化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是实现产业发展低碳化、绿色化和智能化的重要支撑。四是积极推动能源供求结构调整,降低经济对煤炭的依赖,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

4、加快推进体制改革,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创造制度条件。向高收人国家行列迈进,意味着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获取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迁的时代,要通过加快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体制方面,有效促进中国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中等收人者占全社会比重、国内消费占GDP比重提高。要通过加快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收人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对外贸易和投资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要素市场、人才培育和引进机制等方面的改革,鼓励社会创新,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引导经济增长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扩张实现,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

(研究参考资料2014年第87期)